《读城记》中对7个城市作了一番解读：“北京‘大气醇和’，上海‘ 开阔雅致 ’，广州‘ 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 悠闲洒脱 ’，武汉‘豪爽硬朗’，深圳‘ 朝气蓬勃’”。
关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严肃的一个问题，易教授这样阐述：广东人看到的是闭上的那只，福建人看到的是睁开的那只，上海人则琢磨下回哪只眼闭哪只眼睁，北京人则讨论应该睁哪知眼闭哪只眼。于是广东上去了，福建落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不停说话。
“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
1 | 品读中国书系之一 《品人录》 |
读城记
《读城记》讲述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
目录
第一部分城市与人
第二部分北京城
第三部分上海滩
第四部分广州市
第五部分厦门岛
第六部分成都府
第七部分武汉三镇
第八部分深圳特区
第九部分新版后记
《读城记》读书笔记
深圳和深圳人
之所以会对深圳感兴趣，是因为我想毕业之后去深圳“闯一闯”。你看，即使没看《读城记》，也知道深圳是年轻人闯荡天下的首选之地。深圳是一座还在发展中的大都市，它的成长极其迅速，依托改革开放的优势，此地迅速成长为世界瞩目的城市。其繁华程度也不亚于上海、北京等老牌大都市。
深圳在我的眼里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还没去过深圳，可是对深圳有着无限的向往。“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的确，上海太排外，北京气候不太好，广州粤语太流行，深圳刚刚好。“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深圳是年轻的，它是属于全中国的，不论你来自祖国的哪个角落，在深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深圳人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仅仅指深圳的本地居民，在我看来，凡是在深圳打拼多年并定居或者说想要定居下来的人也可算是深圳人，甚至更广泛的说在深圳拼搏的人都是深圳人，他们的身上有一股深圳人的闯劲。“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会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以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是老态龙钟”，“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改革，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不过，改革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即得到了自由。”的确，去深圳的人大部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生活的内在价值，在深圳带给他们一系列的物质财富之后，这种精神财富才最让人满足。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并构成优势”,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城市生活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体现了特区的特点。深圳人也不爱管别人的闲事，曾有一本书在深圳很畅销，书名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对于很注重个人空间和隐私的人来说，深圳无疑是一个好去处，这里的人大多关注自己的生活，不会有时间有精力去窥探他人的生活，或许对于有的人来说，深圳貌似有点无情与冷漠，但这或许就是闯深圳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深圳无疑是天堂。
“你不是要到深圳寻找‘别样的生活’，那你就得‘生活在别处’”。其实也无所谓，当你真正要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总有一些时候需要一个孤独着，寂寞着。我们愿意承受并且会把它们当做是精神享受。
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
她们既不愿意爱上一个“不挣钱的人”，也不愿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可每天都准时准点回家，又上哪儿挣钱去？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
“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店不开，有书不读，无远大理想，无奋斗精神，无一技之长”的“四有三无青年”，成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上海滩
有一个英国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的“远东第一楼”（和平饭店），有最早的水泥钢结构建筑上海总会（东风饭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筑颠地洋行（市总工会），有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华胜大楼），有外商银行的巨擘汇丰银行（原外滩市府大楼），有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上海大厦，当然还有江海关、领事馆、招商局。这些高低不齐风格各异的建筑，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近一百年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自由与新生。夜雾微浮的时候，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我常转过身，伴着黄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厦群里哪幢是上海总会，哪幢是日清轮船公司、大英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外滩，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丽的风景、最精致的象征。”–黄中俊《寻访城市象征》
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
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
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
“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
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
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分为八种类型：
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杭州；
名邑（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成都、长沙、昆明、扬州、江陵、苏州、景德镇、绍兴等；
圣地：遵义、延安、曲阜、拉萨；
边关：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齐齐哈尔、佳木斯、日喀则、和田、瑞丽、吐鲁番、漠河；
重镇：1、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沈阳、济南、太原、南昌、武汉、天津、重庆）； 2、军事要地（大同、襄樊、徐州）； 3、工业基地（抚顺、包头、十堰、大庆、克拉玛依）；
滨城：1、滨江之城（宜昌、岳阳、九江、安庆、芜湖）； 2、滨海之城（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北海、三亚）
商埠：广州、宁波、泉州、佛山、上海、香港；
特区：深圳、顺德、中山、东莞。
城市季风
和菜头 是怪物就去北京上海深圳
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已经确定自己是一头怪物，那么，你要尽快跑到北京、上海、深圳来。哪怕你在家乡的时候头长犄角、鼻孔喷火，到了这样的超级城市里，你只是最正常不过的存在。这里有无数怪物彼此相安无事地呆着，人们对此早已见惯不怪，甚至都懒得转动眼球多看一眼。最奇妙的是，正因为这种绝大的冷漠，成就了怪物们最渴望的宽容氛围。
是的，你没有听错，我说的是逃往北京、上海、深圳。在你的家乡，在某个你生长了二三十年的小城镇，如果你拒绝过上和所有人一样循规蹈矩的生活，拒绝结婚生子，拒绝稳定工作，拒绝放弃影响你赚钱升职的爱好，那么你就变成了一头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的怪物。于是人们要挽救你，要教育你，要让你学会认命，停止毫无意义的折腾，这样你才能和大家一样“踏踏实实过日子”。
许多人因此选择了对抗，在愤怒中慢慢变得绝望，在绝望中变得麻木，在麻木中逃往虚无，甚至最后也就这么接受了生活的设定——既然人人都能这样过，为什么我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因为你是一头怪物。怪物也许会暂时沉睡，但是最终还是会苏醒。当它苏醒过来愤怒咆哮时，每一个午夜都漫长到就像是一生一世。选择对抗，就是选择相信世事会按照自己的心意转变，反对你的人们转而支持你。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短暂到不应该指望在一世之中达成这样的转变。
在北京、上海、深圳，唯一需要对抗的只有你自己。只要你没有被自己的欲望所摧毁，那么，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都不会有人干涉。坦率地说，在这里根本没有人关心你的选择是什么，人们更关心你有什么价值，你能做什么事。所有那些你在小城镇里成为怪物的原因，在这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你有没有结婚，你是不是自由职业者，你的头衔和位阶是什么，以及你愿意耗费多少时间在不赚钱的爱好上——在这里这反而是一种被称许的美德，而且总能找到一批同好，他们的逃亡时间可能更早。
最妙的是，去往北京、上海、深圳，往往被视为个人发展的最高阶。因为在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之路上，超级城市里的搏杀才是竞争的终极形态。人们通常认为唯有最强悍、最狡猾、最有野心和能力之辈，才能在那个舞台上角逐。所以，一个想要逃离小城镇生活的人，最佳的方法不是和周围的一切对抗，而是混进前往超级城市的战士队伍。当你说你要离开这里参加搏杀的时候，所有曾经批评你不思进取、不切实际的人会立即闭嘴，并开始默默懊悔说了太多话以至于你现在矫枉过正，却又不好阻拦你。对于一头怪物而言，去北京、上海、深圳“发展”是最好不过的出门条。
有时候，人对自己的认知未必准确。不是所有的怪物都是真怪物，也许只是青春期过长，或者只是陷入了某种形式的自恋。但青春期总是会过去，沉溺于自恋之中也总会警醒，明白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不匹配。于是这样的人会在一夜之间突然面目全非，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仿佛过往的一切不过是幻梦一场。问题是，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自己，在一开始都难以分辨是什么是真怪物，什么是扮怪物。
送这样的人去到北京、上海、深圳，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鉴定。因为这里有足够多的诱惑，让一个人对物欲产生兴趣。同时，又有足够大的压力，让一个人的生活足够艰辛。如果不是一头真的怪物，在这两样东西的夹击下，很快就能显露出本性，明白退回去才是最佳选择。对于真正的怪物来说，能够保有自我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此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所以，既不会感到超级都市里炫耀一般的物质陈列会造成无可阻遏的欲望，也不会因为需要为房租水电付出艰苦努力且看不到尽头而产生畏惧。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头怪物，那么就应该一早去北京、上海、深圳生活一段时间；如果你认定自己是一头怪物，那么就应该尽早逃往北京、上海、深圳。城市越大，也就越容易找到生存的空隙，距离别人的眼光和评判也就越是遥远。在别人逃离北上广，去三四线小城隐居的时候，作为一头怪物，最适合隐藏自己的地方却需要逆流而上。就像是这北京10万块钱一平方米的房价，它几乎是永久性地解除了你买房的义务。在压力最大，竞争最强的地方，也同时有着最大的解脱。
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及其历史原因
顾晓明在1995年的《上海文化》中说道：“‘海派文化’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更主要的是一个时段概念。‘海派文化’是乡土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转型期文化……我们可以从‘海派文化’字面所含有的地域含义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同时，我们又从原先‘海派文化’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时代含义中完全抽象出来。‘海派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甚至可能出现于一定时期的外国”。 事实上，将京派和海派从地理范畴内剥离出来，顾晓明并不是第一家。早在京海之争的初期，沈从文就表示，在上海的不一定属海派，而海派也可能存在于北京。 而自顾晓明起，京海两派的现代含义和关系开始成为文化领域新的关注点。笔者尝试结合海内外几位不同作家的观点，对两派的古今对应和历史原因作一浅析。
1 今日京派中的海派元素与今日海派中的京派元素
为尝试挣脱“海派”与“京派”之争的“语言牢笼”，顾晓明走出了刻板的“理论的表白”，从“痞子”和“痞子文化”这些平日惯常所见的现象切入，发现今日流行于北京的“痞子文化”可类比于三十年代上海的“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反过来，今日上海的文人看似摆脱了“堕落无赖”和“流氓手段”，倒显得更彬彬有礼、文人风范起来。上海学者抨击痞子作家王朔，后者则毫不客气地将之喻为“清末的秀才”。严格来说，王朔代表的是“土痞”的新京味，描绘的是新时期北京市民的真实状态，大致可对应于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趣味导向的通俗文学。另一边，北京人眼里的上海人也变得像极了当时满口官腔的“京派”。所以又有人调侃9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为“北京的痞子和上海的伪君子”。
从“痞子文化”的反面极端，即“先锋文化”看，今日北京似乎承接了30年代上海作为先锋绘画发展基地的作用，北京近郊农村发展成为画家聚居地，吸引了1991年起受国际瞩目的泼皮和波西米亚人 ；反倒在上海，对先锋艺术的热情已经不复，先锋艺术因其“叛逆性”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受到评论家的抨击。
2 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
海派文化固然摘下了流氓、无赖和叛逆者的帽子，却也失去了三十年代文坛的创造和实验热情。迎合大众趣味的就是好的，能拿到稿酬就是硬道理，在这一信条下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看似圆滑无缺，却根本没有文人风骨，反不及“痞子作家”们来的认真严肃。 笔者认为，说海派与京派发生“反置”或许只是一种较为客气的提法，因为今日海派虽同可与昔日京派称作是“官的帮闲” ，但从根本上与学院派的内质是不同的。反观如今的北京，背靠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得以延续学院派的风采，另一方面也有着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竞卖，用陈冠中的话说，称之为“京海派”更为妥帖 。不客气的说，今日北京承载了京海两派的传统，而上海却仿佛美人迟暮。与其说是“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倒不如揭开一层，说成是“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来的彻底。毕竟，海派与京派本来就不是严格按地域籍贯来分，时过境迁，海派还应该是那个海派，京派还应该是那个京派，只不过上海不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再是那个北京。
上海作为文化高地的失落表现在从美术到文学到大众传媒等的各个文化领域。上海的美术创作被讥为“又多又快，不好不坏”；海派文学后继无人：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无人问津，相比小市民生活，作家更愿意涉足其本身并不了解的上层生活。《小时代》的轰动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哀：作者借此为自己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事实上，他确实利用电影和小说的大卖实现了），读者和观者则借虚构的作品完成对上层生活的意淫。海派文学的另一支先锋派文学的传统也没有在上海得到延续，反而将活动的中心选择在北京。海派文化里少了地气和叛逆性，更少了磅礴和大气，以致上海文坛尽显“阴盛阳衰”之态。 大概是因为昔日海派文化灵魂的失落，新世纪的海派文化，文学、戏剧、电影等，常容易沉浸在无尽的回望和怀旧里，借助香港的老上海题材电影在“上海的她者” 的镜像中顾影自怜。《申报》的辉煌不再，上海的报业格局日小，即使如《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等，影响力也仅局限于地方，远不及南方报业下的《南方周末》《南风窗》。而南方报业与上海合作的《东方早报》也很快被整个报界不咸不淡的气氛所同化。出版业方面仍然是不温不火，以致上海的本地作家如余秋雨、韩寒等都选择了北京和异军突起的其他地方社。 1949年以前，北京的文化产业规模、高等院校规模、出版社和报纸期刊数量都远远不及上海，到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北京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的实；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 。“文化北上”已经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3 上海与北京文化反置的历史原因
一般认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因抗战而中断，到上世纪40年代就渐渐销声匿迹，仅留有余响。那么，从二三十年代跳跃到九十年代的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地位几乎反置？杨东平总结三十年代上海成为新学基地的原因有：一，文化设施、技术手段等硬件领先；二，民风、民气、舆论、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等软环境；三，租界为清廷治外之地的制度环境。下面，笔者按照将两派文化从地理上抽象出来的思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尝试厘清上述优势如何一一在上海消解、又在北京一一形成的历史脉络。
3.1 “革命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消解
颇具戏剧性的是，从三十年代的灯红酒绿中走出来的上海，在建国之后竟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哨阵地”。50年代一系列“兴无灭资”、批胡运动、“潘杨反革命大案”和《文汇报》事件后，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上海竟然孕育了当时中国的一批政治新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50年代中央最得力的拥护者、追随者和宣传者，为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点燃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建设经验和舆论准备。文革期间，上海成为革命文艺的主力军，贡献了大部分的革命样板戏和帮派文学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痞”。与此相应的是，当时的北京尽管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从波及时间而言，却不及上海来得早。
40年代战争与流亡下的文化断层，加上50年代和60年代革命文化下的倒行逆施，对30年代滋长繁盛的海派文化而言应当是巨大的打击和破坏。这个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的策源地，在长时间的“左”的思想教育后变身“不犯错误”的好学生，受条条框框束缚极深，商人变得不会做生意，文人变得不敢写文章，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到了80年代被后来居上的省市纷纷赶超，与此对应的是80年代上海文艺作品的滑坡，上海文化中心的作用已被北京甩在身后。这个曾经的经济巨人和文化先驱，竟成了经济和文化上进退首鼠的老朽。
3.2 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环境
城市经济属性的变化引发整个城市精神和市民心态的变迁。建国初起上海港封锁长达三十年，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为香港取代，重工抑商的指挥棒下，上海的第三产业也急速萎缩。于是，这个曾经售货员和公车司机都能用英语会话的城市越来越封闭和内倾，丧失了海派人格里进取和敢为先的品质，市民沦为以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井底之蛙。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科层化和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所培养出的职员阶层代替商业精英成为社会的主流，软弱、妥协、谨慎和讨巧割断了曾经的恢弘大气的“海派人格”。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共同构成的城市生态系统中，文艺界也失却了昨日荣光。
在全国经济平均的思想下，承担了全国生产总值的大头的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自留比例远低于北京，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修缮，即使平民百姓也要受堵车、挤公车和蜗居之苦，遑论通讯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修缮改进。
3.3 首都的制度环境优势
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大量人才。
3.4 文化人力资本的积累
如果说1949年后北京的文化优势还只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并非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自发行为，90年代之后，恢复高考一代及以后，依托高校资源所积累的大量文化人力资源则为北京提供了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优势。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现居北京的作家陈冠中这样评价北京的生活：“贵廉由人，创作空间相对宽松，居民对各式人等见怪不怪，各行各业工作机会较多……北京文化氛围更多元，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这样的软环境不免让人回想起三十年代中西文化杂糅，享受“治外之地”的自由的上海，而如今“在文化这一环上，北京可说是替代了上海，继承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扮演的海纳百川角色”。
4 结语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的扉页上引了两行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初看时不明所以，翻看修订版后记，才知原来开始不过附庸风雅之意，而如今回看，“起于青萍之末的城市化之风逐渐刮成了势不可挡的狂风、飓风……今天，我们真正感到了失重和失去方向感的迷茫” ，真可谓一语成谶。笔者在上海度过人生前十八个年头，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深情自不必说，却在阅读参看文献时不得不心有戚戚，因而在文章中没有丝毫吝惜批评的笔墨。所幸的是，季风随时节而改变风向，如今北风正盛，数十年后的风向仍未可知。更可能的情况是，珠三角的崛起将深刻改变京沪双峰对峙的格局，形成准静止锋下的三足鼎立也非不可能。此外，此次参考和引用的大部分参考文章和书目的初稿时间都在90年代。伴随着90年代后的浦东大开发，近期的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笔者诚挚的盼望上海的文艺界能把握改革之风，跳出“小市民”格局，创造出“大上海”的作品来。
5 参考文献
[1] 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 中信出版社; 2013.
[2] 顾晓明. 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 上海文化[J]. 1995(1).
[3] 李欧梵, 毛尖.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鲁迅. “京派”与“海派”. 申报•自由谈. 1934.
[5] 沈从文. 论”海派”. 大公报. 1934.1